再过一个月左右，中小学将迎来新的学期。对陈涛安而言，这令他感到不安。屡屡举报问题疫苗的他认为，如果疫苗监管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，孩子们的新学期势必因为注射疫苗而增加一份风险

　　在刚刚过去的7月，陈涛安给卫生部寄去了一份关于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的修改建议书，并将其发布于个人微博。

　　在这份3000余字的建议书中，任职于山西省疾控中心的陈涛安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，提出了包括“建立疫苗冷链公共服务系统”等在内的7条建议。

　　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，在建议书的末尾，陈涛安用两个头衔标注出自己的身份：“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部”、“省劳动模范”。

　　在2010年轰动全国的“山西疫苗事件”中，陈涛安的身份曾是“举报人”。当年3月，有媒体报道称，山西近百名儿童注射管理不当的疫苗后或死或残。疫苗问题进而走入公众视野，陈涛安也一时间成了“名人”。

　　后根据山西省政府方面通报，已着手开展调查问题疫苗；至于被陈涛安举报的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，则被认为在负责与某公司合作时，未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。

　　而山西的情况也得到了卫生部的关注。在一次卫生部例行记者会上，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，要采取一系列措施，重建公众对疫苗的信任。

　　事实上，对陈涛安而言，与“问题疫苗”的战争，并非从2010年开始，而是更早就拉开了序幕。

　　2007年5月，陈涛安走上了举报之路。此前，他发现山西省疾控中心下属的预防控制中心重点科室“生物制品配送中心”被以一年380万元的价格，出租给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。问题疫苗的隐患就此埋下。

　　而之所以开始搜集问题疫苗的线索，则与陈涛安的仕途有关。

　　2005年，时任山西省卫生防疫站信息科科长的陈涛安，意外接到上级领导通知书，要他“休息”。随后，陈涛安被调离至其他岗位。

　　此后一年，陈涛安依然做着卫生防病方面的研究项目。但一年后，他仍得到“不能回来，继续休息”的答复。心存疑虑的陈涛安于是开始了自己的调查。

　　山西省纪检委、山西省检察院、卫生部——陈涛安在认为自己发现疫苗问题后，开始向这些单位举报。至今，陈涛安已举报40余次。

　　而另一方面，因为实名举报，他也多次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。

　　如今的陈涛安，依旧是忙碌的。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，自己目前在山西省疾控中心负责医务垃圾的管理工作，单位不再让他参与疫苗相关的科研项目。尽管如此，他自己仍在进行一些与疫苗相关的科研实验。法治周末记者几次联系他，总听到电话那头解释：“陈老师在实验室。”

　　再过一个月左右，中小学将迎来新的学期。对陈涛安而言，这令他感到不安。屡屡举报问题疫苗的他认为，如果疫苗监管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，孩子们的新学期势必因为注射疫苗而增加一份风险。

　　8月2日，陈涛安接受了法治周末记者的专访，就近年的经历和疫苗管理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

　　法治周末：围绕疫苗案，你具体的举报内容包括哪些？

　　陈涛安：第一次举报是因为山西省疫苗配送被“托管”给华卫公司。这意味着疾病控制机构相关的政策、行政行为和服务行为，就以私企老板的意志为转移了。

　　第二次举报，是因为有关领导为把我们的官方机构卖给一个私营公司，再把私营公司包装成卫生部部属企业。领导说是卫生部派来一个公司来山西管理疫苗。我们按照“卫生部”的指示，把疫苗管理权托管出去。这是对社会和疾病控制行业的一次欺骗。

　　接下来的多次举报，都是围绕相关问题展开的。

　　法治周末：在多次实名举报之后，你的工作和生活是否受到影响？

　　记得有次被调查，我要求看两名检察官的证件。开始他们不同意，在我的坚持下，男检察官就给我看了证件，女检察官不愿拿出。我说：“你不给你就出去，让他调查。”然后她就掏出证件摔在我脸上，我把这些都写入了调查笔录。

　　此时的我，感到体制内解决疫苗问题没希望，便开始走向舆论监督。

　　法治周末：你的工作和生活已经受到影响，为何要坚持举报？

　　陈涛安：主要是父母对我的教育。我从小就受他们影响。

　　在后来的疫苗问题上，我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谁、公司的本底、账本、合作协议等逐一进行了调查，将证据锁定得很坚实。

　　法治周末：你因为岗位调动而走上举报之路。有人说你想炒作自己，也有人质疑你“动机不纯”。对此，你如何回应？

　　陈涛安：2005年我被“支开”后，对省疾控中心里边的事情全然不知。但是用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来谋取个人利益的事，超出了我的容忍度，所以我调查、举报。

　　在“山西疫苗事件”发生前，卫生部有卫生信息的讨论我都去参加。但我现在当不成专家了，只能以写材料寄信的形式参与建议。我在这个行业内没有好名声，体制内有人说我不可理喻，我成了被排斥对象。

　　如果我真有问题，有关部门早把我“双规”了。我举报的疫苗案会导致一些疫苗贩子和官员的利益受损。不明真相的人可能会多想，但我身边的人都明白我的为人。我做的事情全部是公开的。

　　陈涛安：比较支持。但家人觉得我整天操心别人家的事情，甚至还要承受一些威胁与恐吓，自己却过不成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。

　　法治周末：在举报过程中，是否有人向你“求情”？

　　陈涛安：最近几天，有人来求我，希望在接受“疫苗后遗症”采访时别点出相关官员的名字，还特意送来个大“金元宝”，放下就走，我追也追不上。我不知怎样处理合适，最后送给了跟我学计算机的一对贫困孩子。

　　我觉得我做这个事，起码令一些人不敢为所欲为。但他们偷偷摸摸搞黑幕交易，我没办法。如果条例法规能建立健全，对黑幕交易会有很好的遏制。

　　同时，我还担心，怕搞得严重了，会使老百姓对疫苗接种的信心下降。所以还是希望政府能出台好办法。

　　这次我把发现的问题寄到卫生部去，就是希望我的意见能够被关注。通过我的意见和卫生部的意见相结合，拿出最好的办法。我担心如果出发点不对，个别地方变成不是为老百姓服务，而走到“利益圈”里，那就很麻烦了。

　　陈涛安：第一，一类免费疫苗要产生竞争；第二，二类商品疫苗冷链要建立公共服务系统，严厉打击疫苗贩子存储疫苗；第三，在冷链系统的各个接口上，要制度化、指标化；第四，严厉禁止国家卫生公共服务机构出租托管；第五，严格规定疫苗批发企业的准入资格；第六，加强二类疫苗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管理；第七，制定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与事故救助办法。

　　法治周末：据你观察，类似华卫时代的公司现在情况如何？

　　陈涛安：这种公司现在不会明目张胆了。以前官商勾结倒卖疫苗，随着去年山东打击黑市贩子后，黑市贩子也有了变化。他可能持有很多生产厂家或批发企业业务员的证件，买回疫苗自己买卖。

　　他们通常由这样几类人组成：卫生行业官员的亲属、疾控机构离职员工、退休老员工以及多年在卫生系统买卖药品搞商业贿赂的商贩。

　　法治周末：在你看来，相关的监督机制现状如何？

　　陈涛安：业务员成千上万，监督不过来，非常隐蔽。而应对公安部门或药监部门检查，他们又有业务员证件。药品监督部门没有权力搜查家庭，公安部门去查又不懂专业。

　　陈涛安：这也是我希望条例修改的一块。现有条例规定，疫苗经营企业可以存储运输疫苗。最后，到了批发经营末端，很多疫苗都放在业务员家里了，这样他们走乡串镇买卖疫苗很方便。条件、环境、甚至责任心，都是“打着问号”的，但这一情况却很普遍。

　　法治周末：就你了解，基层的疫苗工作还存在哪些问题？

　　陈涛安：接种疫苗医生的资质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，这关系到对于一个孩子接种时身体状况的判定。农村医生的资质参差不齐。

　　法治周末：在对《条例》的修改建议书中，你写道：“深入社会密切联系群众，是卫生防病工作的传家宝。”如何理解？

　　陈涛安：《条例》出台后，确实起到很大作用，在推进疫苗管理的法治化上迈出一步。但出现的问题是，在制定和研究过程中没有“接地气”。

　　研究社会性话题，首先是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。条例制定是专家讨论的方式，但他们的生活不代表广大老百姓、特别是底层老百姓的生活。

　　而且，纵观全国，有“疫苗后遗症”孩子的家庭，不经过5年到6年时间一般是拿不到补偿的。很多患儿家庭还在维权，根本没被列入“疫苗后遗症”群体。

　　陈涛安：现在，在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下，很多省份逐步建立了异常反应补偿办法，但也还有很多省份没有建。这种局面，由于没有标准，会滋生腐败。